您的位置:首页>创事记 >

蔡崇达:回到来处,才有力量去往更远的未来

来源:南方都市报  

“泉州是我的家乡,但它也通往所有人的家乡。我写的《命运》其实写的是我们这片土地上,所有人的精神家底。”8月19日下午,作家蔡崇达携新作《命运》现身2023南国书香节,与文学评论家申霞艳同台畅聊。


【资料图】

这是蔡崇达继《皮囊》之后时隔八年的新作。2014年首次出版的《皮囊》记载了他与故土福建泉州,以及家人、好友的故事,至今已售逾四百万册,是一部现象级畅销的非虚构作品。

蔡崇达回忆,写《皮囊》那年,他29岁,认为人是为了“理想”和“责任”活下去的。当时的他正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担任主编,对自我的规划是在媒体领域赢得奖项的认可。但当他真正拿到这些荣誉之后,又陷入了巨大的迷茫。他开始觉得,所谓的“理想”只不过是给自己抛了一块骨头,抛得远远的,再让自己去追,当你咬到骨头那一瞬间,又开始怀疑这一切的意义。另一边,自从父亲患病后,他一直把医治父亲视为自身的责任。直到29岁的某一天,这份责任也消失了,因为父亲离世了。

父亲的离开触发了他写作《皮囊》。当时他所处的状态正如书里写的那句话——“我们都是既告别家乡,又永远无法抵达远方的人。”写《皮囊》的过程,是他在面对人生的追问,“并且这个问题再不回答我就活不下去了。”于是,他转过身,鼓起勇气走向自己曾经试图逃避的来处。

八年后,他的第二部作品《命运》问世。他说,他庆幸自己是一个在底部生长、始终与自己的文化根系相连的人,《命运》正是一部向下扎根,深入泥土里的小说。故事开篇,主人公阿太就背负了一句“无子无孙无儿送终”的命运预言。她成了亲,收养了孩子,穷尽一个女人为改写命运所能做的全部努力,始终“我命由我”,并最终生下了自己的命运。

《命运》以九十九岁的阿太的一生的故事为主线,串联起福建闽南沿海小镇几代人的人生故事、命运选择与时代浮沉。故事背景发生在闽南沿海小镇,这却是一部关于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原乡的书:神明,灵魂,信仰,生老病死,果熟蒂落……是所有人共同面对的无常命题。

在整个《命运》的写作过程中,蔡崇达的脑子里一直浮现出这样一个场景:“命运”这两个字像一座丰碑那样,远远地立在那边,他则动用文字的千军万马试图去逼近它,试图去抵达它。对蔡崇达来说,《命运》并不是为了写自己的家乡泉州,他是借由转身回望,来寻找所有人的来处。

访 谈

南都:从上一部小说《皮囊》到《命运》中间时隔8年,为什么隔了这么久才再次提笔写作?

蔡崇达:这八年来,从出版方到作家朋友,很多人在催我出书。这么久没出书是因为,一方面《皮囊》的成功证明了它是能够抵达读者内心的,我很珍惜这种共鸣;另外一方面,我觉得书是一个太神圣的载体,而且这个载体还挺可怕,一旦出版了,每个字就存在那里,《皮囊》里的每个字都好像在盯着我。在我看来,如果要出版一本书,一定要尽可能确保每个字都值得被出版,我会去想象过了五年、十年,我是否还能够承受每个字的凝视。在这个念头底下,我对写作充满了紧张,也充满着期待。

南都:“命运”一个相当沉重且宏大的题目,是什么触发了你的这一创作?

蔡崇达:我一直在想作家到底在人类社会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,作为人类我们始终很难理解和表达自我,恰恰这就是作家要干的活,作家需要去理解和表达出人类难以自我理解和自我表达的部分。虽然人各有异,但幸运的一点是,人类本质上很多命题是相通的,也正因为这些难以自我理解、自我表达的部分让我们觉得孤独、觉得脆弱,面对你最亲爱的人、最关心你的人,你都说不出你为什么难受,为什么焦虑,为什么纠结,但这就是作家要去努力做到的。

过去的这几年,我们人类共同经历了一个巨大的、无常的时代,人的本质命题在当下这个时间点更为凸显:如何生下来,如何活下去,命运是否无常到难以捉摸……其实这就是一个作家必须去面对的题目,因为它已经摆到所有人面前,让你耿耿于怀,躲又躲不过,说又说不出来。很遗憾的是,在这一时刻,并没有很多作家试图去把这些命题摊开来,讲述出来,或者最起码告诉大家我们共同经历的是什么。

我的很多作家朋友、出版方都非常担心“命运”这个题目太重、太大了。在这个层面上我得感谢《皮囊》。在《皮囊》畅销之后我更自由了,我不必再为出书而出书,我可以拒绝去写那些我不想写的,拒绝去做那些我觉得不重要的事,《皮囊》让我更有底气去做我要做的事,不必分心,可以集中精力。

南都:我们在小说里读到很多闽南地区独有的民间信仰和神明崇拜的文化,怎么理解故乡闽南在你的文学创作中的意义?

蔡崇达:作家注定是家乡的“农作物”,对每个写作者来说,故乡肯定是最重要的题材,因为它是你整个精神体系,思想体系,生活经验,甚至是你与人间第一次发生联系的起点。但其实在写作中,故乡又没那么重要。《命运》这本书我不是为了写我的家乡,我是借由转身回头来寻找我的来处。

南都:你的故乡泉州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?它给你带来了哪些创作上的灵感?

蔡崇达:泉州可能是保留中国传统文化最完整的地方之一,这里有两条江,一条叫晋江,一条叫洛江,据说我们家乡的人是在晋朝从洛阳地区过来的,他们带着当时中原的文化习俗礼仪信仰,离开了中原母土,为了躲避战乱,为了逃离可以摧毁一切的那种纷扰纷争,躲到这个西北是山,东南是海的祖国的天涯海角。从“衣冠南渡”到“下南洋”,这片土地上的人从来都是一帮心向着母土,又恰恰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母土,保护自己的家乡而不得不背井离乡的人。

我的家乡是重要的,因为它通往我们所有人的家乡。福建的西北边,与内陆相连的地方是武夷山脉,要越过它不容易,所以很多中原的传统文化和精神秩序就被保留了下来。它还保存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秩序,中国亿亿万万先人们留下来的关于如何生活的那些话语,有些话语变成了习俗,有些话语变成了仪式,有些话语变成了老人口口相传的规矩,有些话语变成了人们称之为“人文风貌”的东西,最终造就了我们所有人的精神家底。

《命运》写的其实就是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精神家底,“故乡”起到的作用是一个通道,我通过回到故乡,试图去看到我们所有人的来处,去寻找我们这代人能够以此为依凭,以此为启发,以此为支持的东西。我经常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无常的时代,在这样一个时间点,你再不挖掘我们先人留下的精神家底,你什么时候才挖呢?

南都:当代人在面对故乡时会有比较复杂的情感,有的试图逃离家乡,追寻新的身份认同,有的也回到家乡,以一种自洽的方式,重新审视和理解孕育自己的土地并从中获得力量。能否谈谈这种对故乡的情感转变?

蔡崇达:只有回到来处,才更有力量去往更远的未来。只是我们过去的这几十年间比较疏忽这一点。到了今天情况有所不同,你会发现这一代年轻人,他们是会主动地、集体地去寻找自我精神秩序的一代人。比如像我女儿,现在是十岁,令我意想不到的是,她的同学们竟然都在流行盘佛珠,现在的年青一代还挺愿意去寺庙,也喜欢去参加民俗活动的。

还有,泉州在前几年是不红的,这几年也突然红了,很多地方小吃突然就火起来了。泉州有800万人口,但有统计的华人华侨就有接近900万,很多人在东南亚努力工作一辈子最后都把自己积蓄寄回家乡,或是引入产业等等,整个华侨的文化就是不断在回望的文化,回望家乡,回望自己的来处,回望自己的根。这就是我家乡这片土地的性格,这里的人对自己的来处充满着情感,也习惯并且擅长从那里获得支撑自己生根发芽的力量。

南都:你将在2023年出版新书《草民》,完成你的“故乡三部曲”。从《皮囊》《命运》到《草民》,谈谈你的“故乡三部曲”具体的创作理念是怎样的?

蔡崇达:这八年来很多人问我,为什么《皮囊》一直畅销?我想必定是有原因的。它是一本成长之书,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人生命题:故乡和远方,理想和现实,如何面对人的生老病死,它给了一个可能不那么成熟,但无比赤诚、无比努力的答案。其实这就是我一直期望的文学的作用。于是我就自觉地要写《命运》,去写在当下人心共同经历、共同面对的命运的无常。这次想写《草民》也是一样。我打一个比喻,人应该要活得像棵树,它的根系有能力往土里扎进去,它才有能力汲取到营养,去生长出新的枝芽,去探向天空。所谓的“故乡三部曲”,我说的不只是故乡,我说的其实我们如何回到来处去寻找营养,寻找力量,寻找支撑。《草民》会是一本很难定义的书。大家可能又疑惑它是虚构还是非虚构?是短篇还是长篇?其实我不是为了形式而形式,也不是故弄玄虚,“草民”是我写给无名无姓但异常伟大的每一个人,这也是我写作的立足点。

专题采写:南都记者 朱蓉婷

关键词:

最新文章